“中国性别重塑中心”探秘（一）

　　近两年，媒体有关变性手术的报道突然多起来，易性癖病人自残生殖器官的痛苦；医生做变性手术高超的医术；病人术后“皆大欢喜”的结局……一时间，变性这个话题，被媒体炒得很热。
某些人为什么要“变性”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施行这种手术？这个人群“变”之前和之后的命运如何？他们有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？坦率地说，看完这些报道仍使人疑窦丛生。
不久前，我揣着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“中国性别重塑外科中心”陈焕然博士的报纸，来到这家医院。在采访中却发现，比起医生的“成就”，病人的无奈、痛苦和尴尬，更值得社会关注。
“记者是医生带来的，我们还要做手术，没有办法”
那天上午，陈博士因为有手术，让我先和病人谈，他先把我带到病房，交待了一下，就要离开。我赶忙随他出来，悄悄问：“我和他们谈，他们不忌讳吧？”“没事，你可以谈，他们很能说的。”说完他匆匆走了。
陈博士曾在电视上公开表白：“我特别愿意与媒体接触，我要争取一切机会，向人们宣传易性癖的知识，因为这些易性癖患者太需要社会的尊重、理解和支持了！”
这时我还不知道，频繁的媒体采访，已经给这些病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，后来他们告诉我：“我们很反感记者，大家都想抛弃过去，以新面目在社会上生活，可现在病房成了记者招待会，有的记者来了就问，你的染色体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有的记者不经允许，就把镜头对准我们，有的记者长时间呆在病房和病人纠缠，积攒写书的材料，可记者是医生带来的，我们还要做手术，没有办法。”
那天我忐忑地坐在病床上，很久不知从哪儿问起。
我小心地问身边一个年轻人：“你，是做什么手术？做完了吗？”
“我做第一期，来了好几天了。”
“第一期？对不起，能不能冒昧问一下，你现在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？”
“现在还是女的。”
我又问周围几个：“你们都和她一样？”
大家点头。
“那，谁能告诉我，什么是一期？还有第二期吗？”
“一期就是做上边，二期是下边。”她们回答得很不情愿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们所说的一期和二期，是摘除女性器官，而第三期才是再造男性器官，而她们当中有些人，竟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做第三期，但她们却得到了医院开出的“现为男性器官及第二性征”的诊断证明书，用她们自己的话说，她们是名不副实的“男人”，是两性畸形人。
“你们，都大学毕业？”我又问。
“我不是。”
另一个回答：“我是初中。”
“都经过心理和精神医生治疗了？”
“什么心理医生？我自己看的心理书。”
“来了就可以做吗？”
“不，要经过心理测试，还要公证，有家长签字。”
“什么样的心理测试？”
“到另一个医院，一张卷子，好多题，答得分高才能通过，那小广东才得了50多分，没有通过，不能做。”
“你们谁吃过激素，有过一年的激素治疗？”
几个年轻人瞪着眼互相看看，有些莫名其妙。而实际上，我也不很清楚什么叫激素治疗，我是在按陈博士制的做变性手术的16个条件来发问的。

陈博士曾对媒体说，变性手术具有不可逆转性，手术切除的都是具有正常功能的器官，而残害器官是犯法的。因此，术前的认定和筛选要相当慎重严格。在陈博士的16条中有这样两条：术前接受心理、精神治疗不少于1年；术前必须有1年以上的激素治疗。

除此之外，陈博士还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做变性手术的人要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他说现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，连“原装货”都找不到工作，就不要讲“改装货”了。因此有媒体说，在陈博士这里，“变性手术考核难于考清华”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这几个病人并不具备这16个条件。其中有一位姑娘，在来医院前，还一直以女性身份在社会上生活着，更不符合16条中的第三条，“患者必须以他(她)们选择的性别公开地生活和工作至少3年。”

我很疑惑，这么巨大的改变自身性别的手术，这些看起来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，万一诊断下错了，可怎么办？她们真的了解手术之后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？她们真的相信手术后自己就可以变成异性吗？她们真的有这种思想准备吗？

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看报纸上说的，说陈博士手术成功率特高，做完体检都看不出来。”

“那你们见过做完手术后的病人吗？”

“没见过完全做完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了解清楚然后再做？怎么能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！”我感到震惊。

她们不说话了。

我不知道如果尝试过心理治疗之后，他们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

由于陈博士下午还有手术，我只好继续等，因此整整一个白天，我一直在病房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，和他们聊天、吃饭，去外面买药。

病房里很热闹，人来人往，烟雾腾腾，都是年轻人，且同病相怜，没有任何顾忌，即便变性方向相反，大家也随便地挤在一起，互相开玩笑。有新来的向老病人咨询的，有做过手术又回来玩的，还有陪住的家属。

小广东心理测试没通过，又没有家属签字，急得在病房里来回窜。一个女青年很生气，不许她过来，说小广东来月经会传染，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花了不少钱，一来月经，手术又做不成了。

一位陪住家属因为看电视换台，和一个病人发生了冲突，我只好两边劝着，把他们拉开。

后来和病人熟识之后我才知道，这些做变性手术的病人，在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，他们大多在北京租民房住，外人很少能了解到他们确切的住址和电话，他们当中有没做完在外面等待接着做的；有做了第一二期后把钱花光，在北京找机会挣钱再接着做的；有做完之后不愿意回家暂且留在北京找出路的。他们之间互相帮助，互通信息。而我也通过他们，结识了这个圈子里更多的人，了解到许多情况。

那天在病房里，我发现等待做手术和来咨询的，大多是女孩子。而且大多有自己的女友，有的女友还陪着来做手术，在身边照顾。我很想知道，她们是真的有易性癖，还是仅仅有同性恋倾向？这两者之间该怎样甄别？而且她们当中有些人，并没有像16条规定的那样，经历过心理和精神医生的治疗以及1年的激素治疗，她们只是经历了一个心理测试和一些问话。我不知道如果尝试过心理治疗之后，他们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

在陈博士给我的资料中，我看到有这样的数字：在美国，男性异性癖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1,女性为40万分之1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，男性的发病率为2.4万分之1,女性为15万分之1；在新加坡，男性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35.2,女性为10万分之12。目前我国的资料不详，一般认为男女比例基本接近。

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在目前许多国家，易性癖的发病率男性都大大高于女性，而在我国资料不详的情况下，却能得出“男女比例基本接近”的结论，在病房里，也真的是女性病人居多？

在采访陈博士时，他向我解释：“我不愿做男性病人的变性手术，这样的病人做完之后，容易出去惹事，而女病人就好得多。”

他还指出，易性癖与同性恋的主要区别在于，易性癖鄙视同性恋行为，并厌恶自己的性器官。

但是据我了解，这些病人并不都是这样。

“什么心理和精神治疗，让我们做的那个心理测试就算是了”

那天和陈博士谈话是晚上7点才开始的，他语速很快，说的情况大多是媒体上报道过的。

我问他：“做一个变性手术要多少钱？”

他说：“男变女三四万，女变男七万左右。”

“为什么女的反倒比男的贵？”

“因为要再造男性器官。”

“那为什么有的病人只做了一半就不做了？”

“没钱了呗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才做了一半怎么生活？”

“没钱就回去挣嘛。”

在采访结束时我又问陈博士：“你对所有的记者说的都是一样的吗？”

他笑了：“如果有新内容，我也会加点。”

我是在对“患者”的采访中获得新内容的。

我问过几个目前已被“确诊”为易性癖的女青年：“如果社会宽容同性恋，允许你们按自己的爱好打扮，你们还做不做这个手术？”

她们回答：“那绝对不做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社会对同性恋和着异装的歧视太严重了，其实我们又没偷没抢。那回我的卡被银行取款机吞了，我拿身份证去取，柜台那人看我一眼就说，‘让她本人来’。我当时和现在一样，完全是男人打扮，梳着平头。我很生气，我说‘我就是本人’。那人特厉害，‘去，回去让派出所开证明来’。我们真是被逼无奈才走这条路的。谁愿受这个罪？像死一回一样。社会太不宽容了，再加上媒体的误导，到处都说做完之后有多么成功，结婚对方都发现不了。来这儿后才知道，到最后顶多给你安一个撒尿的玩意儿，能管什么事？”

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女青年冷静地说：“不能否认，有些病人为达到做手术的目的，确实对医生说了谎话，比如问是不是厌恶自己的性器官？就说是。是不是厌恶同性恋行为？也说是。反正目的是做手术。有的女孩子在做手术前还和男人有性关系，但医生很难了解，其实如果让我们自己来确认倒可能更准一些，因为病人只在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面前才讲真话。中国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还有一些人作为女人本身条件不大好，或者有同性恋倾向，也是她们做变性手术的原因，但这当中确实有像我一样真正的易性癖。”

另一位做相反方向变性手术的男青年告诉我：“什么心理和精神治疗，让我们做的那个心理测试就算是了，对我来说很容易，我太明白为什么提那种问题了，我轻而易举就得了高分。如果过不去，说明智商太低，再说只要想做手术，花点钱开个证明有什么难？”

有媒体报道，“找陈博士做变性手术的预约登记，已经排到了5年之后”。但他们是按具备了“16个条件”在排队吗？

“像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怎么在社会上生活？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，不男不女地活着？”

和华华在一起喝啤酒聊天是件很愉快的事，他既有男人的豪爽，又有女人的细心。华华大学毕业，知识面广，是个很合适的聊天对象，时间一长，我竟然忘记了他做过变性手术。那天我们在酒吧喝酒，谈到游泳，他一直在和我吹牛，我不服气，就说：“走，咱们去比试比试。”

没想到他顿然失色：“我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去？进哪个更衣室？除非游泳馆没人。”

我一下愣住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你不是做了手术？”

“我还没做第三期。”

“为什么不接着做完？”

他只喝酒，不说话。

我不好再问，我知道眼前的华华，不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。

直到后来又接触了几个和他一样的青年，我才明白了华华的苦衷。

原来他们曾得到过医生的劝告：“现在做出的再造阴茎不好使，等过几年科学发达了，再给你们做异体移植。”

但他们不知道，“人的每一块活体组织，不同血缘的人都排斥得非常厉害，异体嫁接、移植性器官，在世界上成活得最长的也不过几周时间，随后，移植的性器官就会被机体所排斥并开始纤维化，最终完全丧失移植器官所应有的形态与功能。目前，临床医学上还只能靠自身组织的移植才行。”

因此，他们在切除了女性器官之后，一直抱着美好的愿望，在等待着科学发达的那一天。

更为可悲的是，一个叫然然的青年，跑了好几家医院，最后在外地一所医院检查时，才被医生告知，自己的阴道粘膜并没有剥离干净，阴道口还被保留着，就是说，在他按医生的要求做了公证，“自愿切除女性器官”之后，医生并没有将他的女性器官完全去除。

尤其当他得到医院的诊断证明“现为男性生殖器官及第二性征，建议当地公安部门及时更改身份证性别”时，他的男性器官也根本没有再造。

他问我：“像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怎么在社会上生活？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，不男不女地活着？就是借钱也愿意做一个完整的男人，医生告诉我80%的病人都在等异体移植，我追着他要求做完整的，他总推托。最近我姐姐问，他又说现在做很容易坏死，正在试验，等试验几批再给我做。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向病人许诺，媒体也应该搞清楚再进行报道。”

而实际上，华华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幸运的。据一位医学专家说，像他们这种病人到任何医院检查都很困难，医生不敢向内探，怕里面器官有变更，照正常位置探进去容易造成损坏，一般都建议病人回原来做手术的医院去检查。

所以有些病人术后出院有什么问题都不愿意去别的医院检查医治，实在不行就再回到原来的医院。病人一旦做了这种手术，就等于对原医院和医生有了依赖。

后来当我再问华华时，他惊讶地张大嘴半天没说一句话。

我问：“你知道自己的阴道粘膜确实完全被剥离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医生也对你说几年后给你进行阴茎移植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知道世界上这种例子最多只能成活几周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医生只说等科学发达了，移植的会和真的一样，我们都在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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